首席评论：江院士，您好。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。当前，“双碳”目标已经成为国家战略，您一直强调碳减排需要消费侧和生产侧双管齐下。这个“双管齐下”具体该如何理解？
江亿：我们过去谈碳减排，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生产侧，比如电力、钢铁、水泥这些高耗能行业。这当然没错，生产侧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。但仅仅盯着生产侧是不够的。以电力系统为例，如果用电需求持续快速增长，那么即使建设再多的风电、光伏， also 需要配套大量的火电作为调峰和备份，整体碳排放下降就会很慢。所以，消费侧的行为和用能方式同样关键——“消费侧”决定着我们“要多少能源、什么时候要、以什么形式要”。如果消费侧能变得更灵活、更高效，就能为生产侧的大规模低碳转型创造空间。简单说，生产侧是“供给”，消费侧是“需求”，只有供需两端协同发力，碳减排才能加速。
首席评论：具体到消费侧，您认为目前最薄弱的环节或者最需要改变的用能方式是什么？
江亿：我觉得有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建筑用能。北方城镇供暖现在主要还是靠燃煤热电联产和燃气锅炉，碳排放很高。其实通过建筑保温改造、热泵技术、余热回收，完全可以大幅降低供暖能耗和碳排放。第二，交通领域。私家车电动化是方向，但如果电网还是高碳，电动车减排效果就有限。更重要的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出行，发展公共交通、慢行交通。第三，居民生活用电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空调、家电用电量猛增，尤其夏季尖峰负荷，让电网压力很大。如果引导居民错峰用电、使用高效电器，就能缓解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是“隐形消费”——比如过度包装、一次性用品，这些背后都是能源和碳排放。消费侧的减排，不仅仅是“少用能”，更是“智慧用能”。
首席评论：生产侧的低碳转型，您觉得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江亿：最大的挑战是“系统灵活性”。风电、光伏是“靠天吃饭”，发电出力波动大。如果电网没有足够的灵活调节资源——比如抽水蓄能、电化学储能、需求侧响应，以及灵活的火电——那么弃风弃光就会严重，同时又要靠煤电来保供，导致碳排放降不下来。另外，工业生产过程本身有些碳排放是不可避免的，比如水泥分解、钢铁还原，這些“工业过程排放”需要靠碳捕集、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或者工艺变革来解决，目前成本还是很高。还有一层，是不同行业、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。比如东部地区要减碳，但许多高耗能产业在中西部，不能简单“一刀切”，需要全国一盘棋，通过电价、碳市场等机制引导。
首席评论：您提到“消费侧决定要多少能源”，那消费侧的减排会不会牺牲生活质量？
江亿：完全不会。恰恰相反，消费侧的智慧用能可以提升生活质量。比如，以前冬天供暖常常“有的热有的冷”，现在用低温空气源热泵加上智能调控，室温更舒适，能耗还更低。再比如，电动车如果和电网互动，在电价低时充电，在高峰时向电网放电，车主还能获得收益，电网也更稳定。这叫“需求侧响应”，是双赢。还有，如果城市设计得更紧凑，减少通勤距离，生活反而更便利。所以，消费侧减排不是“挨冻受热”，而是用更少的能源满足更美好的生活。这需要技术、政策、市场共同发力。
首席评论：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突破的政策或市场机制有哪些？
江亿：最迫切的是，建立起把生产侧和消费侧连接起来的市场机制。第一，要完善碳市场。目前电力行业已经纳入，但还不够，应该逐步纳入钢铁、建材、化工等行业，同时让碳价真正传导到消费端。第二，是电价改革。现在的电价还无法充分反映供需关系和碳排放成本，应该推行分时电价、尖峰电价，让用户感受到“什么时候用电更贵”，从而主动调节。第三，要鼓励“虚拟电厂”和“聚合商”，把分散的空调、电动汽车、储能等资源聚合起来参与电网调节。这些机制的建立，比建多少个大电厂更管用，因为它调动的是千千万万消费者的积极性。
首席评论：从更长期看，您对未来中国碳减排的路径有何展望？
江亿：总的方向是以电力系统脱碳为核心，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，同时保留必要的非电用能（如工业高温热、航空燃料）并用零碳燃料替代。生产侧要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，消费侧要实现建筑、交通、工业的深度节能和灵活互动。这背后是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的转变——从“以需定供”变成“供需协同”。碳中和不是仅仅的能源问题，更是发展模式的问题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，要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碳减排，这个挑战很大，但意义也十分巨大。如果成功，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新的现代化路径。谢谢。
首席评论：谢谢江院士的分享。让我们看到了消费侧与生产侧双管齐下、智慧协同的清晰路径。感谢您！
